2023全国两会在即，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编剧、作家赵冬苓已是第六年上会。在过往的履职生涯里，她围绕反垄断、知识产权、税法改革、影视产业等领域提交了多份建议。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代表，她今年将目光转向生育和人口，带来降低生育成本和发放生育金两个建议。

(资料图片)

在降低生育成本的建议中，赵冬苓提出发放生育津贴、免除孩子学费直至大学、改革户籍制度、推进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综合申报、明确政府不干预生育的政策等建议。

在为所有生育女性发放生育金的建议中，赵冬苓还提出孩子父母共用产假、企业负担的员工生育成本纳入减免税收或退税范围、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。

这些措施要如何落实？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哪些？去年为观众带来《幸福到万家》《警察荣誉》多部热播作品的赵冬苓，又如何看待当下广受讨论的ChatGPT对文字工作者的冲击？

一

现行生育福利未覆盖到所有女性：建议发放生育福利金

南都：你今年带来的一份建议聚焦女性生育困境及应有的福利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份建议吗？

赵冬苓：目前生育女性依据法律享有的生育福利主要是带薪产假和育儿假，由企业为女性员工缴纳生育保险。但这种福利不具有普适性，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女性从事自由职业，不管是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，还是大量在农村的女性，或者选择做专职妈妈，以妈妈为职业的女性也理应享受生育福利。所以我希望国家向全部生育女性发放一笔生育福利金，实现生育福利的货币化，无差别提供国家生育福利。

再就是按照法律法规，目前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大部分产育假的用人成本，客观上造成了企业不愿意吸纳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的女性，也造成了育龄女性的就业困难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然会有所下降。这种成本，我希望国家能承担起一部分，不要把重担压给企业。

因此，我建议对于国家政策规定的、由企业负担的经济成本，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。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，改变主要依赖企业缴费的机制和路径，减轻用人单位负担。

南都：生养孩子不光是女性的问题，更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问题。在上述建议中，你还提出孩子父母共用产育假。你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平衡男女面临生育的压力？

赵冬苓：我觉得过去产假只给女性，是在理念上认定了生孩子是女性的事，和男性关系不大。所以在准备两会的时候，我们也想过男女同休产假的建议，但可能目前来说不现实。所以我们想到夫妻俩能不能共用产育假，到底谁来休、休多长时间，能够自主掌握。

这样在女性收入更高或女性工作要求更紧迫的家庭里，妻子就可以更早地恢复工作，让丈夫在家照顾孩子，增进这项福利的总体收益。这一举措还能减轻雇佣女性员工企业的负担，减少应聘市场的“性别歧视”。

二

生育意愿下降是自然规律：从住房、就业、医疗多方面减负

南都：目前很多职业女性面临着事业和生育的两难抉择。在你看来，社会应该如何帮助女性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平衡？

赵冬苓：我在关于降低生育成本的建议里谈到，从社会的角度，建议通过国家给予补助或优惠减轻女性的生育成本。包括降低医疗负担，为妈妈免费提供基本的生育保健、医护服务；减少教育负担，对于2024年(考虑到政策形成和落实时间，最早也要等到2024年)后出生的孩子免除学费、课本费，直至大学阶段等等多项措施。

虽然我不客气地说生育是社会的事，但是母亲身上的压力谁也替代不了。女性到了一定年龄成为妈妈，几年的工作学习受到影响，确实是女性独有的问题。全社会都应该努力减轻女性这种压力，尽可能为她们提供帮助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女性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社会压力、生活压力。我过去生孩子也有好几年什么都没干，我觉得还是值得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要达到职场和生活的完全平衡，需要女性付出巨大的努力。

南都：生育率的确是近来全社会都在关心的话题。据你观察，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

赵冬苓：生育意愿的下降，我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，不光在中国是这样的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和过去相比，女性越来越独立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，生育意愿自然会下降，这是一个自然规律。

有研究报告表明，我国抚养成本和人均GDP的比值在全球排名前列。现实情况中，房价居高不下，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，但面向这部分人的户籍政策和公共服务到现在也没有很大改变，他们没办法获得必要的子女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服务。

这影响了在城市里发展很好的年轻人，他们可能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养育孩子前面。同时，经济条件不太乐观的年轻人会有生活上的压力，导致他们不敢生。假如我去城里打工，一旦生个孩子，就可能没办法继续工作了。特别是女性，回去生了几年、养了几年，就算把孩子带到城里，也没办法和城里孩子一样入学。

所以生育意愿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，这些东西是我们社会需要解决的。

南都：那根据你的建议案，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为生育减负？

赵冬苓：我觉得减轻生育成本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，包括住房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等多个方面。所以我今年提出了一个降低生育成本、保障公民生育权的建议，希望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。

除了前面提到的减轻医疗、教育负担，我还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，在教育、养老、医疗等方面取消户籍差异；鼓励民间办学；推进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申报制；明确政府不干预生育的政策等。

三

谈“大女主剧”“狂飙”“警察荣誉2”……

南都：当下聚焦女性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，除了女性群像剧，近来被观众热议的还包括“玛丽苏剧”“大女主剧”等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你会受这些标签的影响吗？

赵冬苓：其实我专门写女性的剧很少，我本人对“玛丽苏剧”没兴趣，也不是太喜欢。对于“大女主剧”，我觉得表现的是社会进步以后，女性意识在觉醒这样一种社会现象。

但是我觉得女性题材在创作当中要避免挑起两性对立，好像女性的强大就要和男性去争。我觉得女性的强大在于自我完善，在于自己人格的健全，这是我理解的女性主义。

现在比较流行说独立女性，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字。我觉得女性就是要独立，我觉得所谓“大女主”，可能就是女性要独立，要自尊，要有能力和勇气去面对选择，独立做出选择，并且独立承担选择带来的代价。

南都：在你看来，现在的影视编剧行业跟你刚入行的时候，有什么不同？

赵冬苓：我刚入行的时候，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，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电视剧市场。现在中国电视剧市场基本成熟了，我们一方面要符合主流价值观，另一方面要符合市场对产品的要求。当然有些东西是一致的，但总的来讲我觉得比那时候还是好多了。

前几年我们可能看到“玛丽苏”“杰克苏”大行其道，我觉得这是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现象，某一个产品成功了，就会出现大量的仿制品。但起码从去年开始，我觉得这个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变，陆陆续续出来一大批很不错的作品，《人世间》《开端》等等，今年也有很多很爆的作品。影视从业者也在不断摸索，几年前中国没办法和韩国比，现在很多剧都输出到韩国了，进步还是挺快的。

南都：你提到今年有很多热门的剧，近期最大的热门就是《狂飙》。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，《狂飙》里有演员因为吸毒被删除了片段。你怎么看待这一事件？

赵冬苓：我认为对劣迹艺人的处理应该规范化法制化。艺人一旦红了，会享受很多红利，承担更高的道德义务是应该的。一旦出了问题，比普通人得到更大的惩罚，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这种惩罚或惩戒应该是有章可循的，有法可依的。

我记得演艺协会提出过关于管理艺人的方法，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很好的，就是要分级分类，有章可循地去管理。一个艺人出现了问题，根据错误的程度来决定禁止出镜的期限。而且要有一个申诉的程序，然后有一个正规的认定。

现在一个戏的投资不低，但制片方用艺人的时候并不知道对方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，就导致风险是不可控的，资本不敢进来，补拍也得花钱，我觉得这种问题应该要有解决方法。

南都：最近广受讨论的ChatGPT拥有惊人的文字处理能力，你觉得人工智能在未来会不会取代部分文字工作者？

赵冬苓：很可能，但我不相信它会取代作家、编剧。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没有感情，这种具有创造性的、处理人的感情的工作，还是很难实现的。如果最后都靠人工智能写剧本、小说，给我们提供娱乐，人类基本就成了机器豢养的宠物，所以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未来。但是，有些工作是可能被取代的，比如会计、甚至有人说律师，行个公文的可能可以。

就像我一直对法律非常感兴趣，因为我觉得国家要走向现代化，唯一的道路就是法治，所以我的创作也围绕着法治的话题。现在已经写了一个法官题材的，《警察荣誉》第二部剧本也在创作中了。

南都两会报道组出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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